TCL出海启示录:从“买船”到“造船”的二十年

当下,“不出海,就出局”已成为许多中国企业的共识。然而走出去后,大家发现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:产品卖出去了,规模做起来了,但品牌溢价薄弱,利润增长缓慢。在海外市场,依然难以真正融入。

“有规模,无根基”的困境背后,是竞争本质的转变:今天出海企业要解决的,不再是如何挣辛苦钱,而是如何在价值链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。

作为最早探索全球化的中国巨头之一,TCL二十余年的出海历程,几乎完整地穿越了这片迷雾:从1999年进入越南市场的最初尝试,到2004年震动行业的跨国并购,买下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这艘大船,意图驶向深海。巨额的亏损与整合阵痛,却让航行一度濒临险境。此后,规模扩张带来的增长瓶颈,几乎让它体验了出海的所有典型挑战。

如今,局面已然不同。TCL电视全球出货量逆势增长,凭借Mini LED等技术打开高端市场,海外业务成为真正的支柱。

在支付了高昂学费、跨越初期规模扩张阶段后,TCL是如何破解增长瓶颈,实现从卖产品到建能力的质变?

乔诺咨询于上海举办的2025中国式增长年度论坛上,TCL实业CEO杜娟深度分享了这段跋涉背后的教训、转折与核心信念。

Part 1

 全球化不是资产的简单叠加 

在杜娟的回顾中,TCL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,大致可以看作四个不同的时期。

故事始于1999年。彼时,TCL的彩电业务刚登上国内市场榜首,便果断将目光投向海外。第一阶段(1999—2003年)是勇敢而粗放的贸易探索期。通过为国际品牌代工和向周边市场销售,业务走了出去,却也戴上了“低端”的帽子。“我们当时觉得有量就行,”杜娟反思道,“结果这个低端烙印一戴就是很多年。”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4年,进入代价高昂的跨国并购阶段。收购法国汤姆逊的电视业务,旨在获取品牌、渠道与核心技术。但这次“买船出海”的尝试,很快因技术路线判断失误和整合艰难而陷入巨亏。这段经历让TCL刻骨铭心地认识到:全球化绝非品牌和渠道资产的简单叠加,没有内部能力的支撑,外部资源反而可能成为包袱。

进入第三阶段(2010—2020年),TCL步入了规模扩张与战略反思并存的新时期。通过广泛的合作与代理模式,业务网络遍及全球。但新的瓶颈也愈发清晰:规模虽大,利润微薄;有知名度,却无品牌溢价。

“我们很辛苦,但感觉像在原地打转。”杜娟回忆道,“当时,我们甚至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”

正是这种普遍的感受,让公司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路径。近几年,TCL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,不再寻找外部捷径,而是转向构建内在的系统能力,这一转变具体落在了几个关键动作上:

 

首先是产品与考核的变革。“谁来跟我汇报销量,你就回去。”杜娟在内部推行了这条铁律。公司彻底取消低端机型的销量考核,转而只考核销售额和毛利额。同时,在中国市场果断撤下55英寸以下电视,全力聚焦大尺寸高端产品,并将研发周期大幅缩短。此举以短期阵痛,强行扭转了团队的运营心智和品牌定位。

其次是组织与决策的变革。过去庞大而决策迟缓的“中央舰队”模式被打破,海外业务被拆分为五大区域事业部。权力下放、责任前移,如同“释放了五匹野马”,极大激发了各区域自主经营的活力与效率,成为海外市场持续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引擎。

第三是运营与能力的变革。TCL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依赖渠道的“甩手掌柜”模式,在关键市场坚定地自建零售、营销、服务和物流等本土化深度运营能力。杜娟特别强调了对供应链与库存的极致管理,视其为生命线。这场从“贸易”到“扎根”的能力下沉,构筑了真正的、难以被复制的市场护城河。

如今,TCL的全球化已步入深度本土化经营阶段。其标志不仅是全球研发制造网络的布局,更是成为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,在全球顶级舞台上确立品牌地位。

Part 2

 利他是最大的利己 

复盘全部历程,杜娟将最终的可持续成功,归结于“利他”与“彼此成就”的价值观。

早期的贸易阶段,公司沉浸在“把货卖出”即胜利的思维中,结果便是渠道库存高企、利润被吞噬,与合作伙伴和终端用户的关系脆弱且紧张。那段经历让TCL明白,如果合作只是一方获益的零和游戏,那么任何增长都难以持续。因此,“利他”在TCL后来的实践中,演变为一系列具体且可执行的准则:

首先,选择与价值观一致的伙伴同行。杜娟强调,全球化不能单打独斗。无论是早期在拉美与本地企业SEMP成立合资公司,还是后来在全球各区域选择渠道伙伴,TCL都格外看重对方是否认同长期发展、互利共赢的商业理念。

其次,是致力于成为当地经济的一部分,而非攫取者。这意味着投资不只考虑成本,也考虑创造本地价值。在波兰、墨西哥、越南等地建立制造与研发基地的同时,TCL系统性地推进管理人才本地化,并设立了如“海鹰计划”这样的全球人才流动项目。其逻辑是,只有当企业的成功与当地社区的发展深度绑定,它的存在才会被视为一种贡献,而非威胁。

最后,在品牌建设上,将“利他”诠释为对用户长期体验的承诺。这解释了TCL为何选择了一条看似笨重的路径:没有追逐短期流量,而是持续投入体育营销,从赞助NBA到成为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。这种绑定顶级文化IP的长期主义,本质上是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一个清晰信号:TCL关注的不是一锤子买卖,而是致力于成为他们可信赖的、陪伴生活的伙伴。

杜娟将这一切总结为“愿力大于能力”。在她看来,“愿力”是选择利他共赢的初心与战略定力。正是这种愿力,驱动了TCL在迷雾期坚持转型,在深水区敢于投入,最终将“全球化”从一个地理扩张的概念,内化为一种组织能力和价值网络。

这条路或许没有捷径,但它构建的信任与生态,或许是企业穿越周期最可靠的护城河。

Part 3

 全球品牌的胜利 

 是一次次旗舰战役的胜利 

在杜娟分享了TCL的实践后,乔诺咨询品牌与营销首席专家张晓云从方法论视角展开了分析。她开宗明义地指出,全球化不是成本的平移,而是价值的升维。

基于长期观察,乔诺咨询首席专家张晓云提出了“黑土地时代”的概念,即企业应超越单纯的贸易,致力于成为赋能本地经济、贡献技术的价值土壤,与当地社会构建深度绑定的利益共同体。

“TCL杜总强调的利他共赢,正是其认知向黑土地模式演进的关键体现。”张晓云总结道,“这回答了一个根本命题:我们出海,究竟是为了短期获取,还是为了长期共建?”

如何实现这场关键的跃迁?张晓云给出的答案是:全球品牌的胜利,是一次次旗舰操盘战役的胜利。

她认为,品牌全球化不能悬浮于宏观战略,必须找到具体的突破口。一场成功的全球旗舰产品发布,就是一场经典的战役。它不仅能引爆市场声量,更能强力倒逼企业内部完成跨文化、跨区域的极限协同与组织进化。

“就像TCL在全球率先推出Mini LED电视并引领技术风潮那样,一场产品战役可以重新定义品牌,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全球消费者可感知的竞争优势。”张晓云指出。

 结语: 

2021年,李东生复盘2004年那场并购时,将其比喻为“呛了一口水,但也学会了游泳”。

如今,杜娟在分享中坦言,TCL从不知其道到深知其道的认知升级,中间“隔着两个太平洋”。

跨越这片鸿沟,TCL用了二十一年。最终的答案是:全球化,不仅要把货卖到远方,更要在每一个市场深深扎根。走出去,是地理的开始。走进去,才是经营的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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